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续 )

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

——欧洲“原初”文学及哲学为“汉字密码”之展开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六)中国文化——西方表音文字的救星

        芝加哥大学教授索萨西说:“自从欧洲人开始知道中国的书写文字,它就被当成完美文字的范式。”[〔见正刊注〕。]

        现代早期的欧洲精英们——从培根到莱布尼茨——在其对照汉语时,都认识到了西方文字的两个先天绝症(附和声音、缺乏意涵)。针对第一个先天绝症(附和声音、声浪覆舟),他们希望、并且尝试按照汉语模式,创造一种可以普遍通用的表意文字。波特教授指出:

        整个时代,欧洲人都是在汉语这个最重要的外来式样下,探索“替代语言”(指创造中国式的“通用语言”,以取代欧洲的宗教与方言文字)……。

        “合理语言的理论”这个中心议题,左右着欧洲人与汉语的“有缘相会”,它产生了独特的中文表达模式的综合视野;非常奇妙,令人憧憬于那遥远和美妙的语言王国。[〔见正刊注〕。]

 

图:17世纪的欧洲精英(培根、威尔金斯、斯威夫特和莱布尼茨等)都希望、并且尝试按照汉字模式,创造一种适合于他们自己的“表意文字”或“哲学文字”,从而取代那陷于“语言危机”的字母表音文字,但没有成功。

        显然在欧洲,创造一种基于表意的通用语言(文字)、以取代它的基于方言的表音文字,这样的做法是不切实际、因而不会成功,尽管莱布尼茨坚持到最后;[〔见正刊注〕。]但是,如此几代人努力并没有付之东流,其收获都已汇聚到了相对成功的医治第二个先天绝症之中。

        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第二个先天缺陷(缺乏意涵、“言不及义”),也就是不具有像汉字那样的“表意功能”——不能自体“含义”和“定义”。前者已加剧宗教战争,后者使它变得难以缓解。最终多亏中国文化之“启蒙”,而转危为安(启蒙运动:神的社会→人的社会),拯救了整个西方社会及其拼音文字。

        如果要说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字有其“含义”的话,那充其量也是很偏狭的语义。例如,其宗教文字不能表达、并且排斥有关“人”的内涵(人情、人智、人事等);而世俗文字除了日常对话之外,则都是粗话俗话,不能表达“雅言”的涵义(高雅、高深、高尚等)。

        “表音”意味着不能自体定义。培根为此痛心疾首,他用钱币作比喻来启示世人,即: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词义,这就是价值,所以它们是大众语言的“通货”;而字母表音文字则好比不含价值的货币,仅凭发音乃强人所难,所以很难行之有效、通行无阻。[〔见正刊注〕。]

 

图:弗朗西斯·培根。

        举例来说。如十六世纪“拉丁文”不能转译“哲学概念”。“让我们试试把16世纪法语在表达中所没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译成拉丁语。「绝对」(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结束」、「完成」,仅此而已,没有哲学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西塞罗无疑会提出一种「专门折磨人的玩意儿」(Quod cogitatione tantum percipitur)。这样说也对,也不对。……对于「相对」(relatif)来说也是一样,翻译成pertinens ad?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了,后期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拉丁语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种语法上的意义。”[〔见正刊注〕。]

        既然字母表音文字不能“自体定义”,那就只能借助于传入欧洲的中国文化及其表意文字来弥补这个固有缺陷。正如加拿大英语教授尤金妮亚所言:在“中国风”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英语词汇是通过想象中国事物而被定义的。[〔见正刊注〕。]

        没有一个思想的模版,试图单靠语音来表白思想的内涵是徒劳的。例如,对于“思想概念”的翻译也是如此,其前提是掌握所翻译“思想”的内容。没有确定的定义和概念描述,要翻译思想的内容同样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译一种思想,你首先必须掌握它;而在这方面,掌握一种思想的标志,就是字词;在通俗法语中所没有的字词,你怎么用拉丁语去表示呢?而且说到底,如果严格说,我们可以用一个长长的句子来表达「决定论」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尔泽(Goelzer)在他的《法语-拉丁语辞典》中便在努力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人,我们上过哲学课,我们的老师在把哲学的字词传达给我们的同时,也把这些字词所表达的概念教给了我们。可是,16世纪的人既没有读过哲学业士,也没有读过数学业士,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解释来翻译这一概念,而且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决定论」这个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几乎是通俗的概念,这个我们从十六岁的时候便毫不费力地知道了的概念,在他们来说却是永远得不出来的,因为这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见正刊注〕。]

        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被誉为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里程牌”——“这本书影响了其他一切”(The book that influenced all others),它把文学品质通过词典的形式呈现给了世界。[〔见正刊注〕。]

        然而事实上,约翰逊之大功告成乃与“中国助缘”密切相关。按照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的说法,那时“约翰逊博士脑子里都是汉语”。[〔见正刊注〕。]戴维斯爵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词典》中的几万个英语词汇和成千上万个汉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样的意思。[〔见正刊注〕。]虽然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约翰逊掩盖了英语“表意”(含义、定义)的中国源泉,但他的各种书稿不乏讨论中国文化和语言,乃至说到如何“解码汉语”。[〔见正刊注〕。]另外,中国学者范存忠写过一部专著《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涉及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图:约翰逊英语词典。

        (七)西方表音文字的表意内涵——中文雅言

        如前所述,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自身无法“表意”——“含义”和“定义”。后者的问题已被解决,前者又怎么办呢?当然还是离不开中国文化。

        近代以前的欧洲是“神的社会”,其关于“人的社会、人的文明”,它没有什么概念;所以它的文字几乎不能表达人情、人智、人事等。而与此相对的世俗文字则囿于方言土语,文辞中缺乏高雅、高深、高尚等内涵。西方诸文字有待于大量融摄外来成分,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其做法是,用中文雅言的内涵对表音文字进行充实以及内容置换——用旧瓶装新酒:表音形式是本土的,表意内容是外来的。主要表现为下列的“三管齐下”:

        Ⅰ.从“中国风”吸收中国物质文化和视觉艺术——“高雅”词义;

        Ⅱ.从翻译文本获取中国“形而上”的哲学思想——“高深”词义;

        Ⅲ.得力于儒学把道德从“神本”变为“人本”——“高尚”词义。

        如果没有如此的“雅言”(高雅、高深、高深),那么,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就不可能书写文学及哲学,也不可能成为民族性和国际性的“通用文字”。

        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约翰斯指出:在18世纪,“对上层英国人来说,他们所归化的贵族版的‘中国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视觉语言,……从而使他们分享绅士的价值和品味。”[〔见正刊注〕。]

        凡妮莎博士指出:“中国风,……一种多功能视觉语言被用来表达和显示英国的商业精神。”[〔见正刊注〕。]斯洛博达教授则说:“‘中国风’,一种中国式的视觉语言,……与塑造现代英国的文化力量是相关的。”[〔见正刊注〕。]日本学者内田启一写道:“西方人的研究表明,西方人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他们把中国人的认知和思维方式纳入自己的学术之中,……采用和消化耶稣会士的翻译。”[〔见正刊注〕。]这也就是奥布莱恩教授所说:“智者们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见正刊注〕。]

        关于中国文化(雅言)及其物质文化元素被融摄进入西方诸语言文字,英国诺丁汉大学传媒学教授格拉德斯顿写道:

        在17—18世纪,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交流显著加强……,它在欧洲内部导致了对中国物品的狂热,延伸到模仿和产生中国视觉艺术的作品、建筑、服装、室内装潢和园艺设计……。凡此,都涉及到如何解释、说明高度抽象的中国视觉和文字资源,以及那些非特定组合的不同工艺和文体元素。进而,欧洲的“中国热”又延伸到消化中国文化的思想和实践中,以此作为法律、文学、政治和哲学的话语部分。[〔见正刊注〕。]

        这也就是如大卫·波特所说的那样:“中国书面文字的特性已经注入了现代欧洲的语言话语之中。”[〔见正刊注〕。]

        通过“解码汉字”来为欧洲的表意文字借取含义、借鉴定义。唐纳德·拉赫教授说,早在17世纪,欧洲语言学家就致力于解码汉语系统。[〔见正刊注〕。]

        美国历史学家芒杰利略写道:

        17世纪的欧洲人寻求通用语言,使他们迷恋上汉语。培根和其他的欧洲精英都认识到,作为这方面的模范,汉语的表意原则使它能够超越地区和方言的多样性。由于如此见解,汉语便成为正在热议的通用语言的候选者。……德国找到“汉语密钥”(ClavisSinica),说明赴华耶稣会士所提供的信息,已被欧洲知识界消化了。

        关于通用语言的可能性的信念包括这样一个前提,即全人类所有语言共享一个深层结构(深层表意);一旦被辨明,不仅可以创造一种普遍理解的理想语言,而且(对欧洲人来说)还能破译像汉语那样的未知语言。[〔见正刊注〕。]

        (八)西方文学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首先提出“汉字密码”、并且说明它对于西方的文字和文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他在其所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之密码》中阐述了这一命题。

        尤金妮亚教授指出:“中国性”(Chineseness)不仅规定英语自身,而且还在英语文学发展中发挥关键效应。[〔见正刊注〕。]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方文学都是“汉字密码”(包括“表意、雅言”)的展开。几乎全部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经典”,特别是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等“历史人物”的著作,都是在18—19世纪的“中国风、中国启蒙”的影响下,被运用包含“雅言”(表意)的现代西方文字,改写或重写、编篡与编造出来的;而在之前,它们皆为15—17世纪的旧文字的产物,最多只是粗糙的材料,没有任何文学价值:

        17世纪的莎剧(作品)是“一堆垃圾(a heap of rubbish)”。[〔见正刊注〕。.]

        《荷马史诗》是野蛮、放荡、原始、简陋。[〔见正刊注〕。]

         乔叟的诗歌“比最低的庸俗更粗俗”。[〔见正刊注〕。]

        但丁作品是“未成品、不礼貌、语言粗俗”。[〔见正刊注〕。]

        奠定欧美文学基础的“五朵金花”,都是在18世纪被用“中国风”的审美和语言伪造出来的;它们是:现代版《荷马史诗》、现代版莎士比亚作品、麦克弗森的《莪相》、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和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后者就像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恩庆敏所指出的那样:

        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年)毕生致力于揭示那些镶嵌在汉字中的“古代符号密码”(ancient symbolic code)。珀西遵循培根、威尔金斯和约翰·韦布的教导:汉字是合理性、通用性和真实性。一方面,他重新估价字母文字,重视它与汉字的关联;另一方面,他则大搞歪门邪道,即利用汉字的“原初纯正、亘古传承”这两个特点,从中提取信息来伪造英国的“文学传统”(包括乔叟的诗歌)——珀西首先写了《中国事物汇编》和翻译了《好逑传》,再一边参照它们、一边解码汉字,终于虚构出了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古英语诗歌遗产”(《英诗辑古》)。[〔见正刊注〕。]

        恩庆敏教授2018年出版的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论证了英语文学是被中国文化及汉语开启的。[〔见正刊注〕。]加上先前多位英美教授的研究,关于英国或西方之“中国源”的主题已经昭然若揭了。

        (九)作为西方哲学语言的中文汉字

        19世纪的德国曾是欧洲哲学及希腊哲学的重镇,然而,在莱布尼兹的弟子沃尔夫之前,用德语表述哲学概念闻所未闻。作为德国哲学的开山祖师,沃尔夫正是由于坚持在哈勒大学里讲授中国哲学(宋明理学),并受到上千名各国学生的欢迎而被驱逐出境的。不料这一事件导致人们的热议,从而使沃尔夫在德国一举成名,中国哲学也因而成为显学,不过却被戴上了一顶“德国哲学”的帽子。[1721年,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发表《论中国的实践哲学》演讲。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是第一位用德语写作哲学作品的德国哲学家,该演讲于1721年7月12日他在就职哈勒大学校长的典礼仪式上发表。详见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第476-48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在原始意义上,也许日尔曼语言是英语之母;但在现代语言和文学上,则正好相反。主要是由于远离“中国风、中国热”(启蒙运动),德文的成熟晚于英文大约半个世纪;而且催生德国文学“狂飙突进运动”(18世纪后期)的,大抵是被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英国古风”(《莪相》和《英诗辑古》)的影响所激发。

        16世纪的德语,按照恩格斯的比喻说法,是一个三十年未清扫的牛圈、臭不可闻,充满着脏话恶语;[〔见正刊注〕。]马克思批评那时的“散文”粗俗不堪、平淡无味。[〔见正刊注〕。]甚至到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嫌德语太低劣,宁愿使用他国语言。[〔见正刊注〕。]

        德语的“表意”(含义)也是源于汉语,虽然大部分是通过英语和法语间接摄入的。芒杰利略教授说:在欧洲“消化关于中国语言的信息”的过程中,“德国寻求‘汉语密钥’,……这是吸收中国信息的一部分,由此,……中国(文化)已渗透到了一潭死水的欧洲腹地”。[〔见正刊注〕。]

        贝蒂娜和普尔蒂编著《中国与德国启蒙》一书,写道:

        撇开莱布尼茨坚持寻求通用语言这个有关中国的话题,……除了中国概念作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另一半,在歌德的“中国事物”中,体现了密码式的纯文学,它出现了支离破碎的中国想象,沿着多线的现代学科而裂变,中国喻义被用于各种对象和专业语言之中。……从歌德有关中国诗文的遗著来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卷入如此交流之中。歌德改编的来自英语翻译和评论的中国诗文,都已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建立了互文转换的链条;由此,汉语信息所表示的,不仅是特定的文化身份,而且是形成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普遍的知识模式。[〔见正刊注〕。.]

        “表意”属于“形而上”,它与哲学有关;那就是为什么17世纪的欧洲精英称:汉语是普适性和哲学性的(威尔金斯参照汉字设计“哲学语言”)[〔见正刊注〕。]。鉴于此,仅凭表音文字这一点就可以得出西方不可能有原创哲学的结论。西方哲学(包括古希腊哲学)都是“二”(主客两分),它是“一”(一元合分)的异化;其活水源头在何方,不言而喻。

 

图: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年)的论文《真正的字和哲学语言》(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在英国皇家学会被讨论(1668年)。威尔金斯建议这种新的通用语言很适合自然哲学家使用。资料来源。[〔见正刊注〕。]

        美国银行家杂志(1909年)宣布:“在许多世纪以前,中国就有了我们所谓的‘现代思想’的古代知识库,并且一直在实践中。”[〔见正刊注〕。]

        18世纪初的法国文献学家、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揭露,几乎所有的希腊-罗马的作者和著作都是在14世纪以后被伪造的。[〔见正刊注〕。]所谓的“文艺复兴”,那是被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宣扬出来的;就思想而已,其原本是:在东方的影响下,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出现了神学的正面与反面的新观念;其反面的被称之为“人文主义”(神职学者),他们纷纷在阴暗角落里,或残垣断壁中“发现”古代手稿,此乃希腊-罗马及其典籍之由来。没有文字的古代,哪里可能有文献的存在!而人文主义所伪造的这些手稿在“文字”上则是很糟糕的(18世纪以前的旧文字产生不了精品)所以后来都被改造、被“经典化”了。例如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年)对于柏拉图的作品,是“半翻译、半重写”。[〔见正刊注〕。]

        这就是说,西方哲学实际上也是“汉字密码”的展开。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确认,“在莱布尼茨的规划中,汉字模式的功能是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不少哲学家和诗人追随莱布尼茨,而把汉字想象为宇宙密码。”[〔见正刊注〕。]

        是儒学(包括《易经》)开启了德国哲学的。如果说作为这方面的先行者莱布尼茨,是使用拉丁文和法文引进中国哲学的;那么,作为第一个使用德语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所讲授和撰写的,则是以中国哲学为主,从而“形成了德国哲学心灵与语言”。[(见正刊注)。]这就是说,德国哲学仅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其“表意”内涵则是中国的。

        在德国哲学成长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爆炸式的“吞吐”华夏思想(吐出来的就变成了“德国哲学”),其哲学家们引进模式可以概括为“纵横累进”:

        就莱布尼茨的开辟功效来说,分为“奇正”:“正”是纵向传递:莱布尼茨→沃尔夫→→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奇”是横向反馈,例如莱布尼茨启迪了瑞典人斯威登堡,后者钻研中国玄学,从而奠基了共济会的理论,反过来又影响了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众多欧美知识精英。除此之外,每一代德国哲学家又都从其他途径撷取东方智慧,例如黑格尔赴巴黎向汉学家雷慕莎学习老子,从而形成其辩证逻辑体系。

        波兹南大学的罗卡兹论文《中国是怎样创造欧洲的》,其中写道:

        非宗教的启蒙世俗主义诞生于儒家精神。……在17—18世纪,中国文化影响了欧洲世俗主义的出现与发展,这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显著特征。……重新诠释儒学作为“一神教密码”〔引者按:耶稣会士白晋说:“基督教的神秘已被预先包含在最古老中国文献中。”[〔见正刊注〕。]“《易经》包含了全部的基督教的理智和启示。”〕[〔见正刊注〕。]。……中国文化促成了欧洲哲学历史的诞生。[〔见正刊注〕。]

        (十)认识不到中文的真正价值,就不能彻底破除西方伪史

        从现实状况来看,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意文字,被实际上很低级的“声音符号”所绑架和禁锢了(也包括中国人的文字信念)。现代的人们长期以来已被西方中心论的线性逻辑所误导。

        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前言所写的那样,只有真正理解了中文的特质,才能全面地认清西方虚构历史的真实情况。该前言中这样写道: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现代西方学者陶醉在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版的各种有关“古典学”及“东方学”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单举19世纪有关“近东”的著作,就有6万本之多。[〔见正刊注〕。]

        而西方“古典学”方面著作的数量一定大大多于西方的“东方学”著作之数量。然而,“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是在18世纪设定的框架中进行。”[〔见正刊注〕。]问题不在“古典学”著作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原始资料是“真”是“伪”;原始资料“既伪”,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滚雪球一般、滚得越大就离“真”越远。

        认识了汉字,并通过汉字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从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刻石文字、宣纸麻纸的书写材料载体,了解中国历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种文体:经疏注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骈文散文、箴铭颂赞、论说诏策、章表记序等,了解了中国有各种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国有历代经籍志、艺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录,有版本校勘之学,字体有真草隶篆等等,数不胜数的古文献产生与传承的诸多条件。了解了这些中国文献学常识之后,依此为参照系,拿来去与西方所谓的“古典文献”对比一番,就容易发现原来在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没有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寻绎那些所谓西方“古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在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见正刊注〕。]

        “表意”是立体、深远和无限的,“表音”是平面、肤浅和有限的。因此可以说:不认真搞懂中文、认识到中文汉字的真正价值,就不能彻底揭露西方伪史之底细;揭露了西方拼音文字之义涵的中国源头,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才可能彻底截除西方伪史的根基。

        原来西方的“原初”文学与哲学,并非由来于什么古希腊的“民主大神”及古罗马的“法制精神”,更不是什么欧洲蛮族特殊的“自由精神”,以及植根于什么基督教或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西方的“原初”文学与哲学都是袭取了中国文化片段、对中国文化进行割裂与曲解而形成的一个典型的“文明怪胎”。

        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破除西方中心论,从而推翻和解除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话语权”对中国文化的压制与束缚。

        哲学家德里达宣布:逻各斯主义的死亡,以“语音在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厦必将倒塌;回到莱布尼茨解析汉字密码、开创欧洲哲学的原点,进行大周期的“否定之否定”的飞跃。不久的将来,人们的记忆选择会厌恶和告别不断增加、疲于奔命的字母符号组合。思维的捷径是“直道而行”——不假外物(不仅借用作为中间环节的表音字母)而直指意识、直达藏识;神交玄奥之高古,灵启天地之大美。

        

(本文转自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