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 

 

 

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

——欧洲“原初”文学及哲学为“汉字密码”之展开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

 

        完整的文字兼具“形、音、义”三要素。西方诸语言只有字音,缺乏字义,没有字形;因此可以说西方诸语言不仅“文字”晚出,而且极不完备。

        所谓的“西方文明”及其高雅内涵,事实上都是华夏文明派生的;而以其文字最为典型,只不过被伪装得天衣无缝而已。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种文字体系是“西方文明”全面袭取中华文明的一个缩影。揭示这个真相对于解开“西方文明”之谜底尤为关键。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原来西方诸文字形态仅“发音形式”是其独特禀赋,而其“表意”则是寄生于汉语。“表意”在形式上是含义与定义,在内容上是雅言或雅道;凡此,都是汉语的原生特质。

        作为欧洲文字元件的各种字母,包括希腊字母、罗马字母、英文字母、斯拉夫字母等,不过只是适应于印刷术的表音符号,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意义;而且欧洲字母的真实源头,并非上古阶段的“腓尼基”,而是中古时期之阿拉伯。

        (一)近代以前的欧洲不存在书面语言

        “表意”是文字的本质属性,没有表意,就不会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表音”本身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字,因为声音是特殊性、狭隘性的——与文字所要求的“普遍共通”不相适应。那么,西方表音文字(字母系统)何以“横空出世、横行天下”呢?原来它是以中国纸及印刷术为其先决条件,而在中文雅言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西方文字的表音外壳所包孕的,正是汉语“表意”(雅言)的内涵。

        事实上,当今通行世界的各种西方字母表音文字,都在表意内涵(文化含义、定义)的上无形地源于中文雅言。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安德鲁指出:在17—18世纪“西方人发现汉语结构这件事,对于世界其他语言(文字)是至关重要的。”。[〔见正刊注〕。]

        另一方面,纯粹的“象形”也不能成为文字,最多只是小范围的宗教图符;因为它仅是客观具象(形似),表达思维的碎片而已。所谓的埃及象形文字(加上其他几种“古老文字”),其中有美其名曰“圣书字”者,但那都是小部分被夸大、大部分被伪造的;其始作俑者是被称为“埃及学之父”的基歇尔(AthanasiiKircher,1602—1680年),他利用中国资料和汉字杜撰“古埃及”及其“象形文字”,旨在贬低华夏文明。[〔见正刊注〕。]据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年)考证,埃及象形文字是汉字的低劣衍生。[〔见正刊注〕。]进而言之,所谓的“埃及文明”也是出于虚构,它的“王朝编年”是被“编年史之父”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精心设计出来的。[〔见正刊注〕。]

        在历史长河中,一方面是“沧海桑田”:有着无数次的事物变迁及天灾人祸;一方面是“画地为牢”:人群被天造地设和艰难险阻所分割和封闭。由此,人类的语言在空间上是千差万别,在时间上是出千变万化。就空间而言,古时候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公共传播,各地方言皆彼此隔阂、以邻为壑,口音既浓且怪、参差不齐;正所谓“五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风”,在不同人群之间,翻过一座山或渡过一条河,人们大概就无法听懂对方的言语白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伏羲画卦、苍颉造字(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书面表意语言——中文汉字。事实上,只有像中文那样的表意文字能够超越语音的转瞬即逝的局限,穿越时空,形成可靠的历史纪录。

        与表意文字不同,所谓的“表音文字”是一种语音现象;佛经中有一个概念叫做“言语道断”,其中的“言语”就是这种语音现象——漂浮在虚空中难以为继,因而“表音”不能传播。换句话说,仅靠“表音”无缘于文字。

        伏尔泰在18世纪下半期曾说,“五百年前的欧洲不存在文字”[〔见正刊注〕。]。斯宾格勒也持同样见解,他还批评:把无文字的“古希腊”当作强烈依赖文字的欧美文明的源头,是一种耻辱。[〔见正刊注〕。]

        除非满足一定的条件,字母表音文字在任何时空中都实难以立足。

        (二)字母表音是书面语言的低级形式

        在阐述字母表音文字如何产生之前,让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文字的价值和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听信全盘西化的说教,把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奉为“高级文字”,而把中文汉字定性为近于原始性的“象形文字”。

        然而,事实上从与中文汉字开始接触的时代,欧洲的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就已认识到:汉字是蕴含义理和哲理的智慧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有着本质区别。[〔见正刊注〕。]

        中文汉字具备了形、音、义完整的文字三要素,重心在“义”(表意),是完备的文字形态。因此弗朗西斯·培根说,汉字是“真正的字”,它所指示的是事物概念或自然本质。[〔见正刊注〕。]莱布尼茨也曾指出,汉语是“哲学语言”,是全人类的通用语言的典范。[〔见正刊注〕。]

        《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汉字是基于“形而下”,臻于“形而上”(道、道理:哲理性)的完备系统。相比之下,象形文字(视觉)和表音文字(听觉)都是“形而下”(器、器官:生物学)的形态,属于文字未成熟的阶段。

        借喻佛学“八识”:先看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分别对应“眼识”(视觉)与“耳识”(听觉);而汉字则是“六识”的总和,其重心在“意识”(第六识)。不仅如此,汉字直通第七识(莫那识,即意根)和第八识(阿赖耶识、藏识)——“汉字密码”之蕴藏无穷。

        《文心雕龙》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作为人与自然和谐互动、有机平衡的结果,心灵产生了文字,文字产生了文明及文学等。结合佛学,真正的文字是本于“六识”之首(意、心灵→表意文字),而不是前几识——单纯的视觉(象形)或听觉(表音)。

        从这种整体思维来观察,近代以前的西方并未曾有过真正的文字、文学和文明。在1500年之后,由于偶遇“天时地利”(郑和远航、联通世界,提升了西东两洋的地缘战略地位),西方才接受到“东学西渐、中学西被”的影响,因而开始成为华夏的反面的子系。具体来讲,一如历史上的“蒙古征服、蒙古和平”,现代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都是寄生于中华文明而成长起来的,是其“矛盾体的对立面”(文明天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西方优势和美国霸权将会像历史长河中的蒙古等军事帝国那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文明中心是“迂回西洋、返回东亚”。

        真正的文字必须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然而,单纯的“象形”或“表音”都不能达到这一境界。相对而言,“表音”比“象形”还要低劣:“象形”是客观的具象,可以表达零星或孤立的场面(能被外人接受,从而形成原始文字);“表音”则是主观的具象,只能表达狭隘或局部的声音(不能被他者所理解和接受,因而难以形成书面语言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奠定欧洲比较语言学基础的一个如雷贯耳的名词——“印欧语系”,实际上是英国殖民主义学者所伪造的概念,其目的在于“名正言顺地”统治印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骗局的始作俑者——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年),在其鼓吹“印欧语系”的同时,还组织翻译“把中国诗词改变成为了英文的习惯用语”。[〔见正刊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表音文字寄生于汉语的雅言“表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现代印度所继承的两个具有正面意义的大英帝国遗产——英语及文官制度,实际上都是中国元素。前者我们将于下文详述,后者(文官制度)先在这里略为提及:两次鸦片战争之间,英国开始模仿中国的这种久经考验的成熟体制,先在东印度公司试点;1870年代在英国本土实行,1880年代普及到其余欧美国家。[〔见正刊注〕。]

        (三)西方表音文字的前世今生

        依照成说,西方最早出现的字母是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来源于腓尼基字母,又经过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字母,从而形成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又是的近代欧洲字母的嫡祖。另一方面,希腊字母又派生出斯拉夫字母,就是今天东欧诸字母体系的前身。如今的考古学,也不遗余力地在西亚圣经故事的发生地寻根,旨在佐证腓尼基字母之源头。

        大约在18世纪前后,欧洲人开始了对字母的关注。伏尔泰说,“用字母表达思想的技术,大概是很晚以后才在亚洲的这个地区发明出来的。”[〔见正刊注〕。]这种说法代表了18世纪欧洲人对欧洲字母起源的见解。

        然而,伏尔泰却进一步声称:“认为腓尼基人发明字母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在迦勒底人之前就已经发明了这样的字母,然而他们的字母无疑是最完备和最有用的,因为他们有元音字母,而迦勒底人则没有。我不认为埃及人曾把他们的文字和语言传给其他民族。相反,腓尼基人却把他们的语言和字母传给了迦太基人,迦太基人把这些字母加以改变,后来又变成希腊的字母。”[〔见正刊注〕。]

        这个腓尼基人为字母发明者的推断则被当成了历史事实。“希腊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现在几乎是没有疑义的了。”[〔见正刊注〕。]

        伏尔泰说欧洲的字母起源于亚洲,大致不错。但是,说古希腊字母来自腓尼基字母,则是一个双重的虚构。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我们已经辨明;其实就连腓尼基以及腓尼基字母又何尝不是出于虚构呢?[〔见正刊注〕。]换句话说,不仅古希腊文明及古罗马出于虚构,腓尼基的故事本身也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因而,腓尼基字母传到希腊形成希腊字母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按照今天的“常识”,大约在公元前14-13世纪,有一位名叫桑楚尼亚松(Sanchoniathon)的“腓尼基作家”,写了一部《腓尼基》的历史书;到公元1世纪,比布罗斯的斐罗(Philo of Byblos)把该书“翻译”出来。

        据《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诸神百科全书》披露:腓尼基的桑楚尼亚松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学家,他曾在腓尼基的比布鲁斯城(今沙特阿拉伯朱拜勒),写下腓尼基神塔特斯(God Taautus)创世的知识和智慧;塔(God Tau),这个腓尼基神,受到神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启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字母表(腓尼基字母)。[〔见正刊注〕。]

        实际上,桑楚尼亚松和腓尼基及其相关的“腓尼基字母”的传说,都是在15世纪由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杜撰出来的;在17世纪初,被约瑟夫·斯卡利杰收进西方“正史”。[〔见正刊注〕。]

        成说所声称的、中世纪拉丁文有千年传承,以及有大量古希腊文献被流传下来的说法,实际上都缺乏事实依据。希腊文是欧洲东正教所使用的语言,而拉丁文则属于西方天主教会所使用的语言,两者的历史都没有通常所说的那么悠久。

        欧洲表音文字生成的物质条件是“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及印刷术。若非借助于印刷术来锁定和规范表音符号(字母),若非使用成本低廉的纸张在变动中保持它们(字母)的一致与稳定,欧洲各民族纷繁复杂的表音文字便无从产生;即使产生,很快就会发生紊乱、变成乱码。尤其是印刷字体所要求的大写字母形成“刻板印象”,有利于普遍辨识。相反,在没有印刷版本规范的条件下,抄写人员都以手写传抄文本,即使是中文也难免三豕涉河,鲁鱼帝虎,更何况是一个缺乏字形要素的语音记号,并且在不同的语言族群之间隔几十代辗转传抄……。

图:表音文字需要印刷术锁定和规范它的符号(字母)。

        在欧洲诸语言中以拉丁字母表为基础的字母表大约有70种。这70种字母表同属一个体系。现在还流传着中世纪“拉丁文独步千年”的神话。按照成说,在西欧“文字”历史分期第一个时期(5-15世纪)的一千多年期间,拉丁文基本上被视为唯一文字。[〔见正刊注〕。]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拉丁文的存在依托于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疆域范围之内,如果罗马帝国被证明并不存在,拉丁文的存在就成问题;第二,这一分期法以古希腊文明的存在为前提,而事实上古希腊文明出于虚构。

        在大致同一个千年期间,一个真正的语文传统在地中海东部及南部大规模展开,那就是阿拉伯语文的形成与扩张。除了中华文明之外,第一个使用纸张的文明是阿拉伯文明;第一部写在纸张上的宗教经典为《古兰经》。阿拉伯字母系统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得益于中国纸张的广泛应用。正是纸张应用的普及,使得阿拉伯字母的标音文字得以固定及伊斯兰教的概念可以被定义,这是其得以穿越时空广泛传播的物质条件。

        问题在于,作为拉丁文使用地区的邻居,阿拉伯人竟然对一个独步千年的拉丁文的传统毫不知情。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独步千年的拉丁文传统其实并不存在。

        实际上,欧洲的字母体系与阿拉伯字母同属一个系统。从出现的时间来看,欧洲字母应当晚于阿拉伯字母。欧洲对纸张及印刷术的需求晚于阿拉伯五百年,在阿拉伯向欧洲扩张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中国的造纸术与印刷术。正是在写于纸张之上的阿拉伯字母的广泛传播影响下,才有了包括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在内的欧洲字母。

        欧洲的字母系统是由纸张及印刷术将其字音、字义固定下来的。而在利用“四大发明”造纸术及印刷术之前,在碎片化的欧洲原始族群之间,各种方言口语及手写字母,则会随时随地发生变乱,不可能产生广泛通行的字母表音文字。

(四)西方字母表音文字的诞生

        根据帕夫洛夫斯基教授的研究,欧洲是在14世纪左右才开始有文字的(希腊文和拉丁文,都是宗教文字,而与“古代”希腊—罗马无关)。[〔见正刊注〕。]来自中国的纸张记载了12-14世纪欧洲的口语。“早自12世纪起,拉丁语就不再是独立存在的语言了;基督教世界同时拥有众多语种的日常口语;大约从12世纪至14世纪,这些日常口语纷至沓来,竞相绽放。早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它们有的就被誊写到了纸上,并争先恐后地创建起各自的语言文学……”[〔见正刊注〕。]

        人类学家H.S.张伯伦认为,西方文明是依靠纸的文明(our civilisation is of paper),而以前的历史都是不真实的(尽管他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武断地宣称,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发明的造纸术)。[〔见正刊注〕。]尼尔·鲍得也说:

        世界没有纸那就是不真实的,犹如文明全然是纸糊的。……实际上,如果人们不用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纸,文明的进步真得很慢,以致(20世纪)我们这一代人仅仅达到黑暗时代(中世纪)的水平。[〔见正刊注〕。]

        从英语书面语言的历史来看,例如人们至今关于莎士比亚的考证,仅发现的证据包括他的六个签名;当时英语书面化的过程刚刚开始不久,作为“大文豪”,莎士比亚所留下的签名不仅笔画狼藉,而且每一次的名字拼写都不一样,以致单靠这些签名不能辨认姓甚名谁。这也是手写字母难以形成通用文字的真实写照。莎士比亚本人究竟是文豪,还是文盲?后来所统计的16世纪英国文盲率是75%,只要有签名的人就不在其列(如果按照读和写的标准,那就会高得多)。那么,莎士比亚的“签名”算不算呢?

        应该说,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非常原始: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从不洗澡,据说这是千年习俗;所谓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都是匪类土酋,经常举办“人肉宴”;当时的英国人对于纸张及印刷术都闻所未闻,在莎士比亚身后才出现造纸作坊;之后大半个世纪,英文才勉强开始写作,再过大半个世纪才有了正规的英语词典。英国及欧洲各国的朝代谱系和贵族系列以及“封建社会”并非“古已有之”。实际上这些都是在18—19世纪,按照被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中国历史编造出来的“历史故事”!

        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布雷特·布拉克指出:“在印刷机与活字版被发明之前和在大量的便宜纸张被使用之前,字母是不可能出现的,完全意义上的文字更不可能。……。进而,还得等到在科学进步的曙光下,提供更多的技术帮助,字母系统的效应才会充分发挥。”[〔见正刊注〕。]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欧文·方格也说:“在印刷编排字母构成书写文字的基础之前,……(欧洲)各地的方言土语都是不可能变成适合的文字的……。”[〔见正刊注〕。]

        即使导入了中国纸张,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解。例如,十五世纪操英语的英国人之间相互看不懂对方所写的书面英文。

        “在英语史界人们依然在争论,10世纪、11世纪诺曼人入侵之前,英语究竟有多一致?但没有疑义的是,当14、15世纪英语恢复使用的时候,……现存的文学作品通过其自身的各种特点,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作家的语言词汇的风格。那个时期,所有的作品都是手抄形式的,重要的文件都用拉丁语书写,所以国内其它地区的人是否能读懂一部作品,对作品本身而言或许并不重要。如果一部作品希望为各地的读者所理解,那就会有人来改写它的方言。就像《世界的运行者》的作者在改写《圣母升天》时所作的一样。

        它由南部英语写就,我已将其化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北部人的话语因为我们无法阅读其它的英语(Cursor Mundi,Assumption of Our Lady,Ⅱ.51-4)

        杰弗里•乔叟在14世纪80年代用伦敦英语创作了诗歌《特洛伊罗斯和克里希德》。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们所说、所写的英语如此迥异,所以我祈求上帝,使我不致误写你,也不误读你,只因忽视语言差异。无论你在何地阅读或歌唱,愿你都能通晓,我这古语所含的意义。(Chaucer,Troilus and Criseide,v,Ⅱ.1793-9)”[〔见正刊注〕。]

        这是表音文字的共同规律。“不仅仅是英语,同一时期内,西欧其他语种,特别是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至少在发音上与英语截然不同的语言,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变化过程。”[〔见正刊注〕。]

        近代前不久的高卢地区有一种大众方言,所使用的就是拉丁语。这种方言口语,应该是天主教教会所使用的书面宗教语言——拉丁语的源头;而不是相反:一种宗教学术语言变成了大众口语方言。[〔见正刊注〕。]而“希腊语”也是一样,虽然是东正教所使用的书面语言,据欧洲学者揭露,它原本是来源于一种阿拉伯语古代方言的西亚语言[〔见正刊注〕。]。

        因此可以说,西方字母的起源与传播并非如成说所讲述的那样: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罗马字母……;实际的流传途径应该是:阿拉伯→斯拉夫→东正教(希腊文)→基督教(拉丁文,以法国南部的一种方言口语为基础)→近代欧洲诸语言。[〔见正刊注〕。]

        (五)新生“文字”引发西方厄运

        在普及中国纸张及印刷术的过程中,西方字母表音文字的生成经历可谓一波三折:先是依靠“中国因素”(纸张与造纸术)而起,然而草创未久,已呈现病入膏肓之症状;幸亏经中国文化的“对症下药”及“回天之术”,使其寄生于中文雅言之下从而逐渐获得生机。

        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有两个先天绝症:1.附和声音——“声浪覆舟”;2.缺乏意涵——“言不及义”(借用《论语》中的成语)。下面先看后果,再谈救治。

        既然表音文字“附和声音”,也就难免随着语音的时空差异而变得混乱不堪。尽管如此,发生了两桩与此相关的“怪事”:一是原本不可能出现的表音文字,因有“贵人相助”,终于“铁树开花”;一是它从开始就危机四伏、命悬一线,所幸“再遇贵人”得以起死回生。

        如前所述,西方最早的文字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字(东正教希腊文、天主教拉丁文)。然而,基督教获得文字之时,也是其神权社会解体之始。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宗教失控,世俗势力兴起,从而发生人神火拼(宗教战争)。如果不是指南针把大部分的火药能量从对内消耗转向对外扩张,那么,欧洲人相互间的自相残杀就会导致自身的彻底毁灭。果真如此,就不会有后来的欧美文明和海洋霸权了。

        与宗教文字相对立、随后出现的世俗文字(欧洲各地的方言文字),像雨后春笋一般地群起而林立。然而不管是宗教文字,还是世俗文字,都不仅未能促进沟通与媾和,反而加剧误解和武斗;以致17世纪上半期,在宗教战争耗丧上千万的人口之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可归因于“语言危机”。哈佛大学教授安妮·凯莉指出:词语的混乱反而制造新仇旧恨,因而“战火愈演愈烈,那么多人死于非命,却都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了什么?反正都是嫉妒和恐惧,杀人或被杀。怎样才能‘让国民用耳朵来和解呢’?”[〔见正刊注〕。]

图:17世纪的宗教迫害。

图: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

        《墨子·尚同》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乱也。”墨子这里说的是虽然是中国古代的语言,然而,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在不同时代通过一个语音现象来准确传达思想的非现实性。没有是非标准,缺乏共通言辞,就谈不上讲道理与相互谅解。于是我们见到了这样的景象:在欧洲引进文字的过程中,除了恶语相向,就是大动干戈。

        在17世纪的欧洲,新兴的书面语言表音文字,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面临着夭折或难产的危险。首先是宗教语言和文字(希腊文与拉丁文)早已半死不活。批评家们抨击拉丁语和希腊语,视其为“死亡的语言”。[〔见正刊注〕。]就是在意大利,拉丁语也是奄奄一息。[〔见正刊注〕。]

        再看世俗的语言文字,以英语为例;它被五位代表人物宣布为“已死的语言”(fallen language),他们是培根、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斯威夫特(Swift)和约翰逊(Samuel Johnson)。[〔见正刊注〕。]

        正是这些有识之士,他们反观本国语言文字之绝望,从中文那里找到了拯救的希望。

        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克拉森阐述道:

        对于中国,观察者像英国人约翰·韦布(John Webb)所总结的那样,她的历史悠久、相对稳定和起伏繁荣,这都多少归功于其语言文字的完美;……汉字能被称之为“真正文字”,是合乎自然的理性语言,它有六个特点:简易、简洁、悠久、鲜活、概括性和表达适中。

        17世纪的欧洲,学术高峰的标志就是寻找“真正文字”,它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情:宗教与政治的危机,语言与文字的改革。

        《圣经》中上帝拆毁巴别塔的故事,象征着宗教与政治的冲突、以及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决裂。……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1623—1687年)概括道:英格兰的宗教战争的原因之一是,语言文字的糟糕及其所造成的举国误解。假如人们对于“神”(God)、“天堂”(heaven)和“地狱”(hell)等概念,有着相同定义;那么,宗教战争或许不会发生。

        那时的欧洲,有众多的像威廉·佩蒂这样的学者、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们试图发现和设计一种通用语言,而使上述的致命误解不再出现。

        约翰·韦布宣称他找到了这种通用语言,那就是汉语。他相信在巴别塔事件中,汉语幸免于难,安然长存。……反观当时的欧洲,语言文字存在着滥用词语……的问题,以及欺诈、败坏和淫荡(低俗、劣质)。……韦布强调汉语能够适当的表达思想。[〔见正刊注〕。]

图:按照西方传奇,《圣经》之“巴别塔事件”打乱人类语言。

(待续)

(本文转自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