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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改造西方语言文字的原委
来源:本站  最后更新:2019-08-21 作者:佚名  浏览:199次

 

诸玄识 

 

 

        (一)奇遇结缘:伊甸园的神性语言

        〔《创世纪》第11章:〕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图: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人类修建通天塔,联通天地及世界,说一样的语言;届时,无事不能,无恶能止。上帝一怒之下,摧毁之,也打乱了语言。从此,人类不能沟通和理解,不断争吵与冲突。

        在17世纪的欧洲,欧洲精英们按照《圣经》中的传奇来描述世界语言,即:除了汉语之外,所有的人类语言——特别是欧洲语言——都是在“巴别塔之劫”中被上帝打乱了,因而人们彼此隔阂和对立;相比之下,汉语则完好无损,愈益广博,并且它是人类的“原初语言”或“伊甸园语言”——能够普遍沟通的“神性语言”。即17世纪的英国语言学家约翰·韦布(John Webb, 1611—1672年)说:“中国书面语言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原初语言,也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所用的语言。”

        但实际情况则是,18世纪以前的欧洲语言都是方言土话,加上宗教语言(拉丁语等),此乃两极对抗:一是“有神无人”的怪异性,拒绝人情、人事和人智;一是“有俗无雅”的陋狭性,隔绝高雅、高尚和高深。它们都是普遍沟通和交流的障碍,是“善解人意、善与人交”的反面。

        然而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使语音变成了文字,上述“社会负面”便陡然升级、如虎添翼——恶语相加、恶意中伤。如此语言文字的乱局也就成为16、17世纪欧洲的全面内战(宗教战争)的祸因之一。

        欧洲“巴别塔之劫”的症结是,它的语言文字是表音的,而不是“表意”。唯有后者能够超越声音的差异性和排他性,超越空间之崎岖和时间之蹉跎,从而达成普遍和持久的人类共通,这就是汉语(汉字)。有诗云:

非文字无以表意,非文字无以言志;

非文字无以传情,非文字无以载史!

汉字,中华文明的基石,

汉字,千秋万代的信息!

         所以,在17世纪初,当赴华耶稣会士把相关信息传回其故土的时候,汉语很自然地就成为欧洲人拯救其母语的希望和目标。如上所述,现代西方诸语言文字——各种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语言文字,都是寄生于“汉字表意”的,只不过其发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所有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经典”(著作)都是不存在的:在其获得四大发明(纸与印刷等)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字;而后即使有文字,也只是表音符号,而无合理语义,所以它不能被用于编织锦囊佳句、锦绣文章。再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全部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书籍,无不是重纸叠札、重葩累藻(很多“古代手稿”都是几十万、乃至数百万字),难道往昔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吗?实际上,它们都是在18、19世纪这一印刷及传媒推广的时代,欧美学者运用其带有“汉字表意”的新文字,伪造或改造出来的。

        接下来的是,我们来确认汉语对于欧洲语言文字的决定性的影响。

 

        (二)拯危济困:寻找合法性的文字

        这里介绍密歇根大学英文系主任大卫·波特在这方面的研究:

        当此之时(17世纪),陷于语言危机的欧洲人从赴华耶稣会士那儿了解到汉语,便有了强烈反应: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谴责他们的母语的败坏现象。在随后的百年里,五位代表人物——培根(Francis Bacon)、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诊断西方乃“堕落的语言”(fallen language);他们发现欧洲的书写语言极不恰当,其概念尤不合理,再加上欺诈、颓废和增生等词义问题。

        由此,汉语成为欧洲人讨论的热点和实施语言改革的样板。对于那时倡导“通用语言”的西方人来说,字母表音语言文字的缺陷是与生俱来和根深蒂固的;如果只是在写作实践中加以改良,则远不能达到合法性;而必须是全新的语言塑造,确保单词与事物的始终对应。现存的西方语言的肆意或无序之释义,反映它的“先验的结构缺陷”(priori structural flaw)。

        克服语言危机的办法是,摆脱“表音”混乱的困扰,而让字词与物性相对应;并且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编排,剔除其中的粗俗和败坏的成分。乔纳森·斯威夫特和塞缪尔·约翰逊都一直关注英语的这种缺陷和败坏,但他们的工作重心则从根治痼疾,退一步而求其次,即转移到遏制他们的表音文字的继续恶化上。斯威夫特担忧英语之缺乏精炼,很可能重蹈罗马语(拉丁语)的厄运。他还例举了法语曾经历了“所有语言中最具毁灭性的败坏”(the most ruinous corruption)。

        最明显的是,汉字之广泛可读性,跨越了口音、民族和文化;这在17世纪,预示着终结“巴别塔之分散语言”这一欧洲梦,有可能实现。

        正当欧洲精英们苦思冥想一种替代语言的时候,汉语就成为最重要的外来模式。科尼利厄斯(Cornelius)和其他人都强调:东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17世纪欧洲人的语言理想,而汉语则是他们迈向这一目标的背后推力;尤其是在通用语言和哲学语言的观念上,更是如此。理想的汉语概念作为一个标准,随着语言改革的提案而祭出。

        这是很清楚的,早期耶稣会士介绍中国时,也把有关她的书写语言的信息传到欧洲,引人入胜、引发热议。“如果说17世纪欧洲的语言学思想是被中国模式影响的,那么,它已融入了18世纪西方对于语言文字的合法表达的追求之中。”

        欧洲语言改革家们参考中国模式,主张语言文字至少应该具有区域之普适性。此种合法性的表达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17世纪欧洲语言改革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诸如培根、威尔金斯、莱布尼茨和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 1592—1670年),都是以汉语作为他们的参照物的;他们分享时代之趋势,把汉字视为神圣象征,即大卫·波特所说的“表述的合法性”(representational legitimacy)。

        社会改革家、通用语言的设计者和语言学家们,都是从这个不可捉摸的外国文字材料中,寻找合法性陈述的可能性之依托。“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赖为人类的原初语言(文字)或神圣启示的密码,也不管它是不是被信赖为体现一个完美的哲学系统或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但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书写文字(汉字)服务于严酷的时代(指17世纪欧洲混战),从而作为一种语言权力救赎的象征,示范知识交流形式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字是可靠的、普遍有效的和绝对正确的。汉字为西方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useful conceptual framework)。”

 

        (三)如获至宝:欧洲亟需汉字秘钥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指出:在现代早期的西方,“任何人能够发现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方法,他就可能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可能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有这么一位学者,即安德烈亚斯·穆勒(Andreas Muller, 1630—1694年),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钥匙。”

        让我们来介绍巴罗斯教授著《汉字秘钥:中文书写系统影响西方的简明历史》:

        (甲)汉字代替拉丁文来监护新语言

        这里仅介绍17、18世纪西方款待汉语(汉字)的情况。那时,欧洲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是所谓的“汉字秘钥”(Clavis Sinica);顾名思义,就是要更快、更直接的破译汉字〔指汉字所具有的“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而后,“汉字秘钥”的观念从快速了解汉语,演变为学习中国文法。

        最初,“汉字秘钥”的背后原则乃基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汉语成为普世的通用语言的卓越候选者;这是因为两点:

        第一,相对于“后巴别塔”之人类语言之混乱,汉语与那至善纯正、普遍通感的“伊甸园语言”,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鉴于“真正的字”的概念,汉字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词语,更重要的是事物本身和相关思想。

        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表意文字似乎与其所代表的抽象概念,有着直接和稳定的关系;尽管对于许多欧洲学者来说,此种关系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谜,这就像传奇式的“汉字秘钥”那样。

        在欧洲,在(宗教性的)拉丁文在被无情地遗忘的过程中,汉字被证明是新的通用语言文字模式的潜在候选者,它代表着持久稳定和普遍意义;在新兴的欧洲方言文字(例如英文)吉凶未卜之际,汉字被敬佩为有备无患的“神器”。换句话说,那时关注中国的欧洲精英都坚信:中国表意文字已经构成一种替代方案,以应对在欧洲竞相兴起、前景堪忧的方言文字(法文、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等)。

        鉴于这样的认知,即汉字直接代表思想,而无需表音字母的中介;在当时,此种表意文字被视为可被归化的舶来品。在这个过程中,模糊汉语概念(通过翻译)逐渐变得清晰,甚至在欧洲本土的语境中被熟悉运用,变成了西方人自己的话语和思维。

        (乙)汉语成为欧洲的模范语言

        基于澳门的耶稣会士的译著标志着欧洲人向中国学习的开始,由此,他们获得了对于汉字的初步印象;从那以后,欧洲人对于其自身语言文字的要求,越来越多地从汉语那儿得到满足,从而逐渐纠正他们的“自然语言”的错误。〔相比之下,汉语(汉字)是“人工智能”的〕。

        由于研究者诸如洛克、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等人都已经见证了这种“理想语言”,汉语在欧洲备受关注的程度远远超出传教士或旅行者的小圈子。

        在赴华耶稣会士的翻译文本的基础上,欧洲精英们又大量发表了更具影响的相关专论,主要是探寻“通用语言”和“真正的字”〔培根称,汉字是“真正的字”和“语言通货”〕。在17世纪的欧洲精英看来,理想的语言文字应该是这样一种,即它是古老的、简易的、简洁的、适当的和有活力的;这些特点通常是和汉语或汉字联系在一起的。

        英国人约翰·韦布的文章《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于1669年问世,它被公认为第一篇有关中国语言的专门论述。

        他认为,这般完好、完美的中国语言文字反过来也奠定了其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巨大财富;正由于保持着原初语言,中华民族从未丧失其对自然的主动权(所以无需宗教禁锢)。

        韦伯对于欧洲的中国观念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首次在语言文字上调和了中国与西方,并且按照《圣经》启示来诠释汉语的无比卓越性,那就是:汉语(汉字)是从亚当和夏娃那里传承下来的(原初纯正和普遍通感的“伊甸园语言”),并且成功地避开了“巴别塔之劫”;换言之,在上帝“打乱语言”的惩罚中,唯有汉语幸免于难,所以能够继续发扬其纯正禀赋——神性广通、神交古今。

        17、18世纪的欧洲精英几乎一致共识:汉字是思想的符号,含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概念;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被用来进行跨种族、跨语际的沟通或交流。进而,汉字可以成为一个终极方案,医治被弗朗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所诊断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痼疾;亦即,凭借此种“真正的字”,来消除由生理性的语言符号所造成的“病态定义”和“滥用词语”。在欧洲人看来,华夏儒士卓有成效地保持着文学语言的纯洁性(指“雅言”,未受土语俗话的侵蚀),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丙)通过汉语寻找语言的合法性

        巴罗斯教授继续说道:面对拉丁语的衰落,欧洲拥抱汉语,后者被当作新的通用语言的候选或示范。欧洲人认为,汉字是被其帝国中央权力保护的最古老的书面语,在许多世纪里保持纯洁和稳定;它好比是超然于语音海洋和历史沧桑的“置外代码”(external code),却能做到字与真实世界、对象、概念直接对应。

        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文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在其他于1679年对穆勒(Müller)的《汉字秘钥》的评论中,莱布尼茨热衷于一种通用语言,认为汉语最有可能是候选者。他说:“如果上帝教人一种语言,它应该是和汉语相似。”莱布尼茨推断:汉字在本质上是世界通用语言的最方便的基础。

        在人类的普遍沟通上,“相对于其他所有的语言,汉语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观念曾盛行于欧洲,而在韦布论文问世之后的几十年,在德普雷(Joseph Prémare, 1666—1736年)那里达到顶峰。

        关于汉语在人类语言上的唯一合法性和西方对它的迷恋,大卫·波特提出三个理由:

        1.从一开始,汉语的词语在“表意”上被确立了权威,越是古老,越有权威;

        2.它保持不变性(指含义、定义),不受南腔北调和古往今来的极多差异、变异所影响;

        3.上述不变性与权威性的因果关系是基于它的“内在代码”(指“表意”蕴含知识)。

        进而,按照大卫·波特的研究,中国文字在西方的表现,是在两种对立的因素中保持平衡的:

        首先,此种表意文字的神秘性的巨大影响和它的完美的可译性(指在众多语音中通行无阻、通达共喻),意味着这样的纯正源头却被欧洲人丢失了,而急需被重建。

        其次,(主要是在18世纪初)欧洲人渴望将汉字纳入他们自己的通用语言的模式中,渐进式地把“汉字表意”(定义和概念)融入他们的写作之中。

 

         图解:“欧洲科学革命”高峰期,即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所热烈讨论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如何突破语言文字的瓶颈;那就是皇家学会首任主席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年)提交的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是继半个世纪前培根认定“汉字是真正的字”之后的语言文字改革所迈开的大步。

        该论文及会议有三个主题:

        1.能否直接使用汉字作为欧洲的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但因嫌汉字太多、太复杂而放弃。

        2.能否设计出像汉字那样、但比较简单的“表意文字符号”?虽无定论,但在往后的实践中归于失败。

        3.能否使既有的字母表音文字变得具有汉语式的“表意内涵”?这第三点是行之有效的。

        这个事件足以说明在17世纪晚期之前,西方诸文字(字母表音文字)不具有“表意、写意”的资质,因而不胜任于书写高雅、高深的篇章。略说两点:

        第一,“莎士比亚”——1668年会议发生在莎士比亚死后五十余年,虽然之前已存在“莎剧”(应该不是他本人所写),但在语言上是过不了关的。事实上正是如此,17世纪莎士比亚作品差一点全被淘汰,幸亏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年)通过改写而加以拯救,尽管德莱顿抱怨是“一堆垃圾”。

英文是在莎士比亚死后快一个半世纪才臻于成熟的,其标志是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它是“汉语思维、解码汉字”的结晶。莎士比亚作品被重写、因而被“经典化”是在18世纪下半期的事,而约翰逊博士则是“莎士比亚编辑”之首。

        第二,“古典希腊”——我们今天所读的“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真是“古已有之”吗?在17世纪晚期之前存在能够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的希腊文或拉丁文吗?

果真如此,17—18世纪的欧洲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语言文字的改革,即使改革,也轮不到汉语(汉字)作为典范或榜样;进而,也没有必要举行1668年会议;即使开这个会,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应该是“古希腊”,哪里会是“古汉语”呢!

        那么,“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是怎么回事?

        近代早期的西方人依靠四大发明(印刷术)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因而形成表音文字。之后不久便狂热“发现手稿”,包括“古希腊”的;但这都是神职学者(有些被称为“人文主义”)伪造的,反映基督教的正面与反面;然而到17世纪,“古希腊”与基督教都是进步的绊脚石,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发生科学~工业革命。今天所学所教的“古希腊”都是在19世纪被彻底重写、并且“经典化”的。

(本文转自诸玄识公众号。)